新中国外语教育规划70年: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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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本以外语教育规划范式的两大进路作为理论框架,回顾和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经历的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历程,发现新中国外语教育规划以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服务于国家战略定位与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发挥外语教育实用工具价值,融合文化价值。新时代的中国外语教育规划需要更好回答并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和“为谁培养人才”这三个根本问题。

  关键词:外语教育规划;语言规划范式;外语教育;外语战略;外语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 沈骑,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15JZD04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与祖国同行,服务国家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不仅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自力更生的本土化建设,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逐步从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外语教育规划经历了范式变迁和战略转型,在全面对接国际化对外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格局的变革之中,维护与拓展新时期的国家利益。当前,中国处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历史定位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战略使命与时代重任。面向未来,中国外语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战略规划,这是摆在每个外语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鉴往知来,回顾并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范式变迁与转型历程,对未来外语教育规划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从国家战略高度对中国外语教育规划进行过初步探讨1。但上述研究多为经验层面的宏观思考,并没有从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层面进行深入探究,因此也无法完全揭示中国外语教育规划范式变迁与战略趋向。本文以外语教育规划范式的两大进路作为理论框架,回顾和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经历的两大范式变迁与三次战略转型历程,提出未来十年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战略构想,希冀以此推动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外语教育规划范式的两大进路

  外语教育规划是一个国家为了应对国际交往与对外沟通,在语言规划和教育规划层面实施的重要人力资源规划。外语教育规划与宏观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其目标就在于提升国家和全民整体外语能力。正如语言规划的本质是一种社会规划、文化规划和政治规划一样,外语教育规划并不仅仅是外语教学和课程的设置问题,而是国家在外语教育层面实施具有明显政治和战略意图的语言规划行为。在《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美国语言学家罗伯特·库珀提出应该从八个方面来分析语言规划的范式:谁是规划的制定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哪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决策过程?效果如何?2在库珀提出的“八问方案”中,我们较易界定与语言规划直接关联的规划主体、对象、内容、方式和效果等技术化内容,但其中提到的目的或动机却是整个语言规划的核心和驱动要素。从国际关系角度看,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规划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局势,在对本国与世界关系进行深刻思考之后,推行实施的重要语言规划。从国际比较经验来看,外语教育规划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价值定位3。由此可见,一般意义上外语教育层面的讨论无法把握和理解国家外语教育规划的动机与目标,更无法洞悉和发现外语教育规划的价值观。借助于语言规划范式理论,我们可以界定外语教育规划范式的两大进路。

  (一)外语教育规划的工具范式

  在语言规划中,语言工具性价值最为明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兴国家为了解决沟通与交际问题,在语言规划中都确立将语言作为工具的价值观,即将语言看成一种获取社会资源的工具,主要涉及语言的实际使用功能和定位,属于语言本体和语言地位的规划活动。正是依靠语言这一最基本的交际工具,不同语言因其交际作用大小的不同,就具有不同的价值。基于这一工具价值,“掌握何种语言也就与社会利益、经济利益产生联系,进而与社会阶层提升发生链接”4。在对外交往和沟通过程中,外语教育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就首先体现为工具性价值取向。外语教育规划的工具范式一方面体现在其使用价值层面,如外语教育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所需外语人才的需求,这里就涉及特定外语语种和外语人才规格的需要;个人通过学习某种语言,获取学习新技术和新知识的途径或机会。另一方面,工具范式还体现在其交换价值上,如个人通过“投资”外语学习,获取语言文化资本,从而为其带来利益和好处,如经济收入、求学、就业和职位晋升等外显性收益5。

  (二)外语教育规划的文化范式